各怀心思的开始

从一开始,袁世凯这个大总统当的就不痛快。

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国家重新统一。首都定在哪里成了第一个问题。孙中山和黄兴倾向于定在南京,因为华东这时候基本是革命党的地盘,他们认为南京做首都,革命党可以看住袁世凯。宋教仁、章太炎等的意见是定都北京,他们认为首

都在北京可以增强国家对内蒙、东北这些边远地区的控制力,防止满族和蒙古人联合搞复辟。有利国家安定。

南京参议院投票同时投票选大总统和首都。结果,袁世凯全票当选临时大总统,20:8多数票选择北京做首都。

孙中山、黄兴对选择首都的投票结果很不满意。孙中山把投票选择北京的同盟会(国民党前身,革命党的主要力量)参议员痛骂了一顿,说他们是革命的败类。黄兴说得更直接,要求参议院必须重新投票选择首都,如果不能选择南京,他就带兵去把参议员全部抓起来。重新投票的结果,自然是选了南京。

袁世凯不乐意去南京。于是有意拖延行程。这时候北京突然发生了部队兵变,曹锟部队的一部分人上街闹事发生了点骚乱,借口是反对袁世凯扔下北洋军不管,离开北京。事后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和曹锟搞的小把戏,但也没有证据,是否是袁世凯幕后指使也只能靠猜。小把戏起了作用,南京方面妥协了。

南京方面还有一个内部分歧。在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的时候,宋教仁主张学习当时法国实行内阁总理负责制。孙中山则坚持他就任大总统必须实行美国的总统负责制。于是,后来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按照总统负责制来写的。但是现在要改袁世凯当大总统了,大家觉得袁世凯不是自己人,不能让他权力太大。于是新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按照内阁总理负责制来做了修改。因人而定法,这算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也为以后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这个临时约法有很多漏洞。包括把原来的总统制改成内阁制,并没有改彻底,这个不彻底也是后面很多问题的祸根。

袁世凯刚开始对这个约法没有表现出很在意。可能在他看来,当上了大总统,别的问题都可以慢慢解决。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大总统。

艰难的第一年

刚推翻帝制,迎来了共和的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程度是各不相同的,诸多矛盾因此而生。

根据相当于临时宪法的规定,内阁总理由总统提名,临时参议院投票通过。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同时也为革命党认同,以至于在内阁成立前一天晚上,他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这个有可能也是孙黄两人希望制约袁世凯的一种手段。因为,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必须总理签字才能生效。

果然,后面唐总理和袁总统就摩擦不断。袁总统做了几十年的清朝官员,虽然开明,但是对于这种在他看来需要“下级”同意签字才能发布实施命令的民主制度,还是表现得极不适应。而唐总理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派,在其位谋其政,也不愿意放弃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力成为老上级的橡皮图章。结果,不足三个月,因为任命直隶总督的问题导致矛盾激化,唐总理留了一封辞职信,走了。唐总理走后,几个同盟会的内阁成员也都辞职了。他们辞职倒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矛盾,而是他们要图谋更大的事,我们稍后会讲。

自唐绍仪后,北洋时期的内阁总理更换就非常频繁。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我想就是孙中山等人当时提出把临时约法改成内阁制来约束袁世凯,但是,临时约法又没有完全写清楚内阁制。造成了不同人不同解读,不同解读后就产生矛盾冲突。(严格意义上,临时约法条文所写,有点像半总统制,有台湾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写临时约法的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内阁制导致的)

袁大总统的麻烦不止这一个。在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和各地方势力都着迷于美国的联邦制,坚持地方应该自治。而作为临时宪法的临时约法并没有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明确条款,连地方行政长官怎么产生都没有规定。结果是什么呢?各省最高长官都督一职,袁世凯能真正自己任命并且指挥得动的只有直隶、河南和山东。(和他当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一致了)。其实,任命直隶总督也不那么容易。就是因为袁世凯坚持要按自己的想法任命信得过的亲信担任直隶总督,触发了唐总理的不满总爆发,愤而辞职。

而袁世凯本人,是相信中央集权的。这个可以理解为他作为一个成长成熟于封建帝制下的老派官员的惯性思维。也可以理解为他认为针对当时民国现状的当然选择。当时的中国,刚走出帝制,内忧外患不断,也许在他看来,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走出困境的前提。我想,这两个因素可能都对袁世凯起了作用吧。

我们就来说说中国当时面临的内忧外患。先说外患。落后就要挨打。大清末年任人宰割。现在到了民国,情况有所好转,起码不会闹八国联军了。但是问题犹在。英国人希望染指西藏,俄罗斯人希望分割外蒙古。好在,谈判是袁世凯比较擅长的,并且重用了一批从欧美回来的外交人才,英俄两国这次的阴谋没有得逞,袁总统保住了从前清继承下来的国土。但是,后面来的日本人,就难对付多了,稍后我们会讲到。

再说内忧。最大的内忧是没钱。前清留下的是一个虚弱的国家。1911年的革命又耗费了巨大的军费。以江苏为例,清末有4万4千军人,辛亥革命期间不断扩军备战,到1912年据统计有18万军人。这么多军队,给不出军饷,就会有士兵闹事。孙中山在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就为钱从何而来头疼不已。现在轮到袁世凯头疼了。南北双方都同意裁军。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留守南京,唯一的任务就是裁军。但是,裁军,要发遣散费。问题还是没钱。除了军费,前清政府吃败战后和外国政府签的一大堆赔款条约,每年也要大笔钱拿出去还。当然,政府日常开支,承诺给皇室成员每年的费用等等,也都是要吃钱的。

一个新上任的国家元首,指挥不动地方各省不说(地方也基本不向中央财政缴税),还在百废待兴之际,没钱。你说难受不难受?

即使是不喜欢袁世凯的人也承认,袁不贪钱财,无玩物丧志恶习,不贪酒色,平生所好,就是做官做事,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一个天生的政治动物,当然不会畏惧这些困难。事情一件件解决。先解决钱的问题。怎么解决?找洋人借。借钱不是无条件的。孙中山做南京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以招商局作为抵押以及汉冶萍矿山中日合办为条件向日本借款签订合同,结果事后消息被媒体得知披露,舆论大哗,各种卖国的批评指责接踵而来。合同被迫取消。

欧洲人更加信任袁世凯这个前清政治强人一些,1912年3月起,北洋政府开始和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商议借款,并在合同最后签订之前,五次提前付款解北洋政府燃眉之急。其中,黄兴负责的南京留守政府的裁军,就用了800多万。这个借款谈判一直持续了一年多,中间换了几任内阁总理,最后签订是在1913年4月。合同签订后,各种批评指责持续不断。我们后面会分析。

解决了钱的问题,就赢得了解决其他问题的时间。

宋教仁之死

按照临时约法,1912年12月到第二年3月,举行了中国民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全国性选举。选举的结果,由宋教仁实际领导(孙中山作为名义领袖,未参与具体事务)的国民党,取得了国会45%的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对于党派政治,袁世凯的态度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他支持也知道党派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所以,他在1911年10月就以要求满清朝廷“开放党禁”作为他重新出山的条件之一。另一方面,他本人其实对党派是不感冒的。国民党成立后曾经邀请袁总统加入,他曾表达过,党派之间,纷纷扰扰,争吵不休,于国于民,又有什么好处呢。

可能在他看来,不管你是哪个党的,只要是人才,只要不和我做对,就可以为我所用。所以,国会竞选他是完全没有操心的。否则,以他当时的威望人气,自己组织一个政党,大选压过国民党是完全有可能的。

宋教仁的想法则完全不同。在那个时候,年轻(31岁)气盛的宋教仁自认为是中国最懂现代政治的人。他对中国政治的设想一直都是当时法国式的议会为基础的内阁制(当代的法国已经放弃内阁制,改成半总统制了)。前面说到同盟会会员曾集体辞职退出内阁,原因就是他们寄希望于通过大选,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从而成为执政党,组成一党内阁。在当时的国民党领导层里,宋教仁是坚持通过议会和内阁参政与袁世凯合作的。

宋教仁的理想并没有实现。1913年3月,袁世凯邀请宋教仁到北京共商国事。3月20日晚,在准备出发的时候,被人在上海火车站开枪刺杀,3月22日死于医院。

宋教仁之死是民国的一件大事,也是一桩悬案。幕后凶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事情发生后,侦破工作一开始似乎卓有成效。根据线人举报,是有着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和江苏驻沪巡查长头衔的青帮大佬应桂馨指使退伍军人武士英所为。很快,抓获了这两个人。并且在应桂馨的家中搜出了一些应桂馨和北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的来往密电。然而,几天后武士英在上海狱中神秘死亡。事情变得蹊跷起来。

上海是革命党的地盘。当时是江苏省管辖。搜出密电后,国民党方面一致认为是赵秉钧安排洪述祖、应桂馨策划的这起谋杀案。当然,他们内心觉得,袁世凯是最终的主使者,但没有证据。很快,北京内阁司法总长和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了这个案件的管辖权争了起来。在争执的过程中,程德全将相关证据即那些密电全部在媒体上公布。国民党人群情激奋,黄兴随后致电袁世凯,说“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为暗杀主谋之犯”,司法总长本就是国务院中的一员,而其上司赵秉钧为案中巨犯,在北京审理会担心司法公正受到影响。请袁世凯“独持英断,毋为所挠”,将案件交由江苏审理。

对于黄兴的通电,袁世凯当时以司法独立,自己作为国家元首不便干预为由予以拒绝。后来,他又在对来访的国民党高层讲:案件公开的证据盖有黄兴的章。黄兴本人不是法官,也不是行政官员,凭什么在证据上盖章?案件尚未审理,凭何咬定“总理为暗杀主谋之犯”。后来副总统黎元洪也说:刺宋一案,纯属法律问题,程德全等宣布证据,不出自法庭而出自军政府,未免有违法之实。

后来,案件还是交给了江苏方面由上海地方检察厅全权负责。但是应桂馨拒不招供,洪述祖逃亡,赵秉钧与应桂馨来往的密电只有3封,不涉及谋杀,赵本人不承认自己有关联。第二年,赵秉钧因病死亡,应桂馨在上海越狱逃跑。终成悬案。

从法律公正和司法程序来说,当时袁世凯的说法是完全没问题的。也说明,他作为一个在前清就创办了宪政研究会和中国第一个法政大学的官员,确实是比黄兴,孙中山等人更懂法。

我们现在也无法确定幕后凶手到底是谁。但是,多数历史学家目前倾向于认为袁世凯可能对此事没有参与,也不知情(当时的宋教仁也不认为是袁世凯派人杀自己)。幕后凶手有可能是赵秉钧,也有可能是洪述祖或者应桂馨自作主张,还有部分人认为是陈其美,甚至有人认为是孙中山。每种假设都似乎有点道理,但也都有不足,并且都缺乏足够的证据。这里我们就不具体分析了。

二次革命

宋教仁死后第四天,孙中山从日本回来,一口咬定肯定是袁世凯幕后指使人干的,主张马上发起“讨袁”战争。但因国民党内意见不一,黄兴为主的多数派还是希望和平依法解决。

1913年4月26年,内阁一直和西方财团进行的借款谈判签下了合同。这个在历史上称为“善后大借款”。从必要性来说,没有这个借款合同和事先西方银行的预付款,政府可能就破产了。

从合法性来说,这个借款合同的签署,没有事先通过国会同意,程序上是违规的。(袁世凯后来说可以事后拿到国会讨论,不通过的话可以不生效。不过,不久,国会就停摆了,不了了之。)

从合同内容来说,合同约定,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中国的盐务必须聘用洋人稽核和审计用途。这个遭到了不少非议。在当时和后来都有人因此认定丧权辱国。

不过,在抛弃各种政治偏见之后,现代学者是不这么认为的。因为清末到民国初期,一贫如洗饱受战乱的中国,国家信用如果按照现在的评级制度来说,显然是不高的。(后来段祺瑞和日本人所签的西原贷款,没有担保,钱就没有还。)。答应这些条件是长达一年的谈判后互相妥协的无奈之举。而且,洋人参与稽核审计,但并不参与决策行政,所以也算不上完全干涉内政。更关键的是,据后来的统计,洋人参与稽核后,协助引进了一整套先进的税收制度和管理办法,结果盐税收入逐年增加。而洋人参与审计后,保证了专款专用,挪用公款的行为得到了有效控制。更重要的是,因为审计的需求,1912年11月袁世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审计法。现代财政管理制度因此得以逐步建立。

但是,当时对袁世凯已经充满敌意的国民党人显然不是这么看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通电反对贷款。副总统黎元洪做和事佬无效。6月,袁世凯罢免了这三个都督的职务。7月12日,在孙中山的指示下,李烈钧率先宣布江西独立,随后,上海,安徽,江苏,福建,广东,湖南,四川相继跟进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这就是历史上的“二次革命”。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他心中期望的最低目标是恢复到辛亥革命期间的南北分治。然而,实际参与的部队远远少于孙中山事先的预计,就连南方的浙江省都没有参与。独立各省推举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南军司令,程德全不干,直接不辞而别,跑到上海闭门不出做了隐士。二次革命不到2个月就以国民党方面的失败而告结束。孙中山、黄兴、陈其美逃亡日本。

从当时来看,二次革命是不得民心的。二次革命公开声称的理由是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而那时国内主流意见都主张这个事情是应该走司法程序解决的,而且,也确实在司法进程中。袁世凯撤三位都督之职也可以算是职权范围之内(临时约法没有说他无权任命更换省都督,只是事实上他的任命不会得到执行)。

后人对此见仁见智。一些人认为法治是解决国内一切纷争的最后手段。只有走上捐弃武力、坚持法治的道路,一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二次革命,实质上是民国期间的第一场内战。有了第一次,就不怕没有第二次。

短暂的二次革命,从实际效果来说,反倒帮了袁世凯。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实力和威望都空前高涨,之前那种指挥不动各省,税收收不上来的情况大为改善,坚持地方自治搞联邦制的呼声基本没有了。有人甚至认为这时候开始,民国才第一次真正统一了。

(关于晓明:70后。写我所好。个人微信公众号:wu_xiaoming1973。个人微信号xiaoming73.
欢迎交流。)

还原历史 讲述一个真实完整的袁世凯(一) –
简书

还原历史 讲述一个真实完整的袁世凯(二) –
简书

相关文章